第111章 宦祸与藩镇
第111章 宦祸与藩镇 (第2/3页)
火，却也只得把那火，咽回肚里。乱世里，功高者未必得赏，得宠者未必有功——这道理，武将们是拿血换来的。
程元振亦在此列。他虽后起，却与鱼朝恩、李辅国一脉相承，皆以阉人之身，握禁军之柄。三宦并立，朝堂之上，武将的脊梁，便一年矮似一年。
程元振尤工腹剑。他不像李辅国那般张扬，也不似鱼朝恩那般粗粝，专在暗处下手——哪位将领声望稍起，他便寻隙谮毁；哪位藩臣不肯曲事，他便壅蔽君听。来瑱镇襄邓，有威名，程元振忌之，诬以“不轨”，逮至京师赐死。一镇良将，竟死于阉人之口，举军寒心。自此后，带兵的更不敢立尺寸之功，唯恐“功高”二字，招来监军帐里的一句谗。
可笑的是，这三宦之间，也并不和睦。李辅国倚老卖老，视鱼朝恩为后辈；鱼朝恩粗豪，素轻程元振的阴柔；程元振则暗中蓄势，专等前两人失势，好取而代之。他们共掌禁军，却各养私人，互相侦伺——宫墙之内，阉党与阉党之间，也演着一出出夺权的小戏。一个王朝的枢机，便在这群不男不女、不文不武的人手里，被拨弄得团团转。他们争的，不是社稷，是“谁离天子更近一步”；而离天子越近，离天下苍生，便越远。
这正是宦祸最毒处：它不光夺了兵权，更绝了武将的念想。名将如郭子仪、李光弼，尚且明升暗夺、束手闲居；寻常裨将，更只求“无过”，哪敢求“有功”？一支不敢打仗、不愿打仗、不被许打仗的军队，纵有百万，也只是宫门外的摆设。而宫墙之内，那几双捏着兵符的阉人之手，便愈发稳了。
最可叹的是那些中下层兵卒。他们不知朝堂上的弯弯绕，只知：自家将军打了胜仗，报上去的功，倒有三分落进监军帐里；自家将军提了个方略，监军一句话，便改了、废了、乃至反成了败着。久而久之，将士离心——打赢了，是宦官的“运筹”；打输了，是武将的“怠慢”。仗，便越打越没滋味。
李光弼性刚，最受不了这口闷气。河阳大捷后，他回长安复命，鱼朝恩当廷温言慰劳，转脸却对肃宗道：“光弼持重太过，失之畏葸。”李光弼听说，只冷笑一声，从此益发缄默。他晓得，在宦官跟前，你越有功，越招忌；不如藏锋，免得锋芒伤着自己。一代名将，竟被逼成了“顾望”之态——这“顾望”二字，后来竟成了他的罪名，史书里多了一句轻飘飘的贬。可谁又想过，那“顾望”背后，是多少回想说话、又被一只无形阉手，死死捂住的喉咙？
河阳城头那日的掷刀，李光弼曾吼出“刀在河在，刀亡河亡”；如今这柄刀，还在他手里，可握刀的手，已被无形的绳缚住。他有时夜中独坐，摩挲着冰凉的刀身，会想起白孝德——那个西域来的少年，曾为他阵前斩将，如今也学会了在监军帐前，把头低下去。英雄老去，不是老在鬓边，是老在那一声“诺”里，老在那不敢不服的跪姿里。
郭子仪自邺城解兵权归长安，闲居而已。偶有故人相访，见他庭中种菜，笑问：“令公不复谈兵乎？”郭子仪摇头：“谈不得了。”停了停，又道：“如今这兵，不是咱们这些粗糙汉子谈得的。”一句话，道尽武人之耻——不是不能打，是不配再碰那杆枪。
昔日香积寺，他郭子仪一杆令旗，号召十五万；如今，连府中仆役都知道，见着穿紫袍的宦官，要绕道走。香积寺那一战，唐军斩叛六万，收两京、复社稷，何等轰烈；可仗打赢了，赢家却不是带兵的人。兵权如流水，从武将手中，悄无声息地，流进了阉人的袖里——这或许，才是香积寺大捷背后，最叫人齿冷的后话。他有时独坐中庭，望见天上云卷云舒，会想起灵武城头那场祭旗——那时肃宗说“两京不可不取”，眼里是火；如今这火，灭了，换成宦官帐中那点阴冷的烛。
第三节河朔三镇——“降将的裂土”
平叛打了八年，血流漂杵，可这“平”字，从根上就带着裂痕。
史朝义败亡在即，河北群逆，各谋出路。田承嗣据魏州，李怀仙守幽州，薛嵩领相卫，张忠志（后赐名李宝臣）控恒赵——这群安史旧将，昨日还是“大燕”的柱石，今日便派人向唐廷输款，愿“束身归命”。
朝廷的态度，史书只写“皆原其罪，授以节钺”八个字，轻描淡写；可这八个字背后，是一场心照不宣的交易：朝廷要“天下粗定”的虚名，降将要“裂土封疆”的实利。双方一拍即合。
及乱平，田承嗣授魏博节度使，李怀仙授幽州节度使，薛嵩授昭义节度使，李宝臣授成德节度使——河北三镇，就此成形。自此，河朔之地税赋不入王府，官吏不隶户部，父子相承，号为“藩镇”。朝廷的诏令，出不了潼关；河北的风，只朝自家旗杆吹。
魏州节度使府中，田承嗣新受旌节，紫袍玉带，端坐堂上。堂下旧部山呼，他含笑受之，眼神却凉。待众人退去，他独坐良久，忽然笑了。
他笑的是自己。昨日他还随史思明在邺城城头补那面破旗，今日便成了唐朝的“忠武节度使”。这“忠”字，从他嘴里说出来，连他自己都觉得滑稽。
“咱本是个范阳的兵痞，”他对着空荡荡的堂前，像是说给当年的自己听，“跟着安禄山反，为的是不饿死；跟着史思明打，为的是活下去。如今归了唐，为的，还是活下去——不过是换个主子，换身袍色。”
他起身，走到堂前，望着庭院里那面新赐的节度使旌节。旗上是唐朝的纹样，可旗底下站着的，还是那群昨天的反贼。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早年跟着安禄山，他不过是个吃粮的火长，每月那点饷，还不够醉一场；如今呢？魏博一镇，赋税自取，官吏自署，连死刑都自决——这“节度使”三个字，给他的是他想都不敢想的权，和花不完的财。可他心里，却空落落的。他拥有了一镇的自由，却给一镇的人，戴上了枷锁；他攥紧了权力，却忘了自己当初反的那口气，如今正从自己手里，喘不过来。
“咱这辈子，”他对着旌节笑出了声，笑声里却没有半分欢喜，“争来争去，不过是想活。可活成了这模样——身边跪着的，都不知是人是鬼；夜里合眼，梦见的，全是当年范阳城外那碗稀粥。”权力喂饱了他的胃，却饿着了他的魂。这便是乱世给野心家的告白：你以为你赢了，其实你只是换了个更华丽的笼子，把自己，关了进去。
“这河北，天高皇帝远，”他喃喃，“朝廷要面子，咱要里子。大家各取所需，谁也别认真。”顿了顿，又补一句，“再说了——唐家的兵，如今捏在宦官手里；唐家的将，一个个被夺了权。这样的朝廷，能奈我何？”
与田承嗣并称的，还有几人。幽州的李怀仙，本是柳城胡种，随安史起事，几经浮沉，终以献城归唐，得节度幽州。他性本怯懦，却最善自保，治镇以“不惹事”为要，朝廷征发，他便推说“边备紧要”；邻镇相攻，他稳坐钓鱼台。昭义的薛嵩，乃名将薛仁贵之后，也算将门，降唐后倒还老实几年，可也渐生离心，拥兵自重。成德的李宝臣，本名张忠志，史思明养子，骁勇善战，降唐后赐姓名、封节度使，日后竟与田承嗣争雄河朔，世为仇敌。
四镇并立，貌合神离。他们彼此防备，也共同防着朝廷；朝命不行，则阳奉阴违；邻衅既起，则兵戎相见。所谓“河北三镇”，不过是一盘散沙，被各自的私欲，勉强捏成了几个土皇帝。
河北魏州城外，有户姓崔的农家。崔翁两个儿子，大郎曾被田承嗣强征入魏博军，二郎又被薛嵩的昭义军抓了伕——一门两丁，分属两镇，兄弟竟成了隔镇相防的“敌卒”。有一年两镇边境小衅，兄弟俩各奉将令，被推到对峙的壕沟前。夜半，大郎听见对面的乡音，扒着垛口一望，竟是自家二郎。两人隔着一箭地，抱头痛哭，却谁也不敢逃——逃了，便是“叛镇”，全家抄斩。天亮号起，他们还得朝对面放箭，只是都故意抬高了些，射向天空。
这样的故事，河北不止一桩。藩镇之祸，祸的不只是朝廷的号令不出，更是把一个个本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