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叛军内乱
第103章 叛军内乱 (第3/3页)
燕军还在饮酒划拳，坊门外的更夫照旧敲着梆子，谁也不知道，这座城的最高处，一个王朝的“皇帝”，已经变成了一具温热的尸。只有宫墙内的几个人，一夜未眠：李猪儿在雪里站成了雪人，严庄在灯下擦拭手上的血，安庆绪在空荡的寝殿外，跪到膝盖失去知觉。一个政权的崩裂，往往不在刀兵相见的那刻，而在它最核心的那间屋子里，几个人心照不宣地，把“忠”字，悄悄改成了“弑”字。这一改，改掉的何止一个安禄山——它改掉了叛军全部的“正统”伪装，让这支大军，从此只剩“武力”二字，再无半分“名分”可言。
李猪儿没能在洛阳久留。安庆绪即位后，怕这把“动手的刀”说出不该说的，暗中使人去寻他的错处，意欲灭口。李猪儿何等机敏，早料到有这一天，趁一个雪夜，携了那柄沾血的短刃，悄然出城，投奔了河北的史思明。史思明见他来，只问了一句：“安禄山，真是你杀的？”李猪儿点头。史思明哈哈大笑，留他在帐前听用——他留的，不是李猪儿的忠，是李猪儿这“弑主”的先例：今日你能杀安禄山，来日我史思明，便能理直气壮地，不把任何主子放在眼里。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李猪儿这把刀，先送走了安禄山，后来，又成了史思明割据自立的一句无声的宣言。
那一夜的洛阳宫，雪盖住了所有的脚印，却盖不住那摊血。李猪儿提着刀，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直到东方泛白。他想起二十年前，安禄山牵着他的手，说“跟着我，有你的富贵”；如今富贵有了，主人却死在他手里。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一生，从被净身那日起，便是个没有归处的鬼——如今连这鬼，都背了条人命。他把刀在雪里擦了擦，刀刃映着雪光，亮得刺眼，像一句谁也没说出口的判词。
第四节子承父逆——“大燕”的内耗
安庆绪即位，第一件事，是秘不发丧。
他对外只说圣武皇帝“偶染微恙，静养不出”，宫门加了双岗，御医进进出出，演得煞有介事。他甚至命几名心腹内侍，每日照旧去那间紧闭的寝殿“问安”，在门外跪拜、高声奏事，仿佛帐内真有个皇帝在听——这出戏，演给宫人看，也演给可能存在的耳目看。他改元“载初”，自称“大燕皇帝”，又把安禄山的遗体草草收殓，藏入洛阳城外的荒冢，连碑都不敢立——怕风声漏出去，河北的史思明、各地的守将，会借“弑父”二字，把他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新君，一口吞了。
可纸包不住火。宫里那么多人，见过李猪儿夜半端汤进帐、见过严庄封门、见过安庆绪天明才出帐的，岂会都闭嘴？消息像洛阳正月里的裂缝，从宫墙根下，一道道爬了出来。先是在阉寺之间暗传，继而传到将领耳中，再传到河北——史思明接到密报时，正坐在范阳的军帐里擦剑。他听完，把剑往案上一拍，冷笑：“一个杀父的儿，也配让我称臣？”他没立刻翻脸，却把安禄山那道“听调不听宣”的旧令，悄悄攥紧了几分。他早看安庆绪不上眼：这公子哥儿，连马都骑不稳，凭什么坐御座？大燕的两根柱子，一根刚倒，另一根已准备抽身——只等一个名正言顺的由头，便要自己，立起另一面旗。
安庆绪的日子，并不比他父亲好过。他既没有父亲起兵时的威望，也没有史思明的兵权，连严庄都渐渐不听使唤——严庄立了新君，自以为“定策之功”该封王拜相，可安庆绪忌他功高，也怕他知道的太多。主谋与傀儡，从来互相提防；这出弑父的戏，落幕时，台上的人谁也不信谁。安庆绪登位后，非但没能安抚住安庆恩一系，反倒为了斩草，悄悄将段夫人与幼弟处置了——他怕的是弟弟长大，重演今日之戏。可他不知，他今日杀弟，明日便有人杀他；这“大燕”的御座，是用骨肉垫的，坐上去的人，夜夜都听见底下咯吱作响的骨头。
叛军的人心，自此散了。从前安禄山在，诸将不论服不服，至少有个“圣武皇帝”的名分压着；如今名分是弑父得来的，谁心里都打鼓：今日你能杀父，明日能不能杀我？史思明在河北按兵不动，安庆绪调不动他；各地守将观望风向，军令渐成空文。一个靠叛乱起家的集团，最怕的不是敌人的刀，是自己的内讧——而内讧，恰恰在它最“成功”、坐进洛阳皇宫的那一刻，自己咬住了自己的喉咙。
涟漪，终于传到了唐军那头。
洛阳宫里有个老宦官，姓什么已不可考，只知他本是玄宗朝的旧人，被掳入燕廷，日夜想着归唐。他不知从哪条缝里，听全了那一夜的详情，便冒死买通了出城的脚夫，将消息裹在棉衣的夹层里，昼伏夜行，绕过关卡，一路设法送到了唐军大营。这一路数百里，他装过乞丐、扮过商贩，鞋底磨穿了两双，脚上的血痂结了又裂。当他终于把那封沾着血气的信递到帅案上时，人已瘦得脱了形——一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宦官，用一双脚，把叛军的天机，送到了唐室的手里。
唐军主帅——是郭子仪还是李光弼，史书未细载此人名姓，只记下他接到密报时的沉默——拆开那封信，读完，久久没有说话。他帐外风雪正紧，亲兵们望着主帅的背影，不敢出声。他们以为主帅是在盘算怎样趁叛军无首、挥师直取洛阳；可主帅心里想的，却是另一笔账：安禄山一死，叛军失了那个“圣武皇帝”的魂，可史思明、安庆绪、各路守将，手里都攥着实打实的兵。乱军易散，乱将难收；这盘棋，安禄山死了，不过换了个开局，远没到收官的时候。
信上只有一行字：“安禄山死，安庆绪弑父自立，大燕将散。”
主帅把信按在案上，望向西方洛阳的方向。他本该高兴：叛军的首恶死了，天平该向唐室倾斜了。可他高兴不起来。他打了一年多的仗，太知道这群叛将的脾性——他们反叛，本不为安禄山一人，为的是劫来的富贵、抢来的地盘、杀出来的前程。安禄山死了，史思明还在，安庆绪还在，十万叛军还在。这把火，不会因为烧死了点火的人，就自己熄灭。
“传令，”他终于开口，声音很平，“加强戒备。叛军不会散——只会换个名字，接着打。”
他抬眼望向帐外，雪光映着一张法令深沉的脸。他想起去年今日，叛军势如破竹，长安、洛阳接连易主，满朝文武都道“大唐要亡了”；可这一年打下来，他看清了：叛军看似铁板一块，里头早蛀空了——安禄山一死，那蛀空便见了天日。可这“见天日”，并不意味着唐室能松口气：蛀空的敌人，往往比完整的敌人更疯，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他提笔，在军报的空白处写下一行小字：“贼内自溃，然其势未衰；宜持重，勿轻进。”这行字，后来被幕僚传抄，成了至德二年唐军“先稳后攻”的方略之始。而那个冒死送信的老宦官，被他悄悄接入营中，赐了衣食——一个无名的人，用一条命，换来了一支军队的清醒。这清醒，比一万甲兵，都金贵。
那老宦官临走前，又磕了一个头，说：“奴婢在燕廷这许多年，见他们夜夜宴饮，却夜夜不安；见他们抢来的金银堆成山，却没一个人睡得踏实。圣人（安禄山）在时，尚有一股凶悍的气；圣人一死，那气便散了，剩下的，只是一群抢了东西、不知往哪儿去的人。”主帅听完，久久不语。他懂这话——一支靠劫掠起家的军队，失了首领，便只剩“抢”这一个本能；而这本能，正是唐军最该利用的破绽：叛军越乱，越会内吞，越会自相猜忌，等到史思明与安庆绪撕破脸的那天，便是收复两京的曙光。可这曙光之前，还有漫长的血战。他望向窗外，东方未白，雪原苍茫——这一年的正月，唐与燕，都在等一个时机；而历史，正悄悄把笔，蘸饱了墨，准备写下“至德二载”最惊心动魄的几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