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均田崩溃与财政危机

    第92章 均田崩溃与财政危机 (第1/3页)

    第一节逃户名册——均田制的裂缝

    天宝十三载,深秋,长安。

    户部架阁库的灯,半夜还亮着。值班的书吏姓柳,二十出头,入部三年,管着最没人愿意管的一摊事——逃户。

    架阁库的架子顶到房梁,一摞一摞的黄册堆上去,积了灰。这里的册子,是国家的账本:户籍、田册、租庸调籍、赋役簿。每一册,都曾经是活人——是渭南的农人、河东的织户、淮南的盐丁,被书吏们一笔一笔,写进纸里。柳书吏今夜翻出来的这一册,是开元九年宇文融括户时的案卷。他认得这册子,因为他翻过不止一次。册首贴着一行字:“括天下逃户,凡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

    八十余万。当年括出来的数字,够养活一个州的百姓。柳书吏把它从架上抽下来的时候,心里想的还是这句话。

    他听老吏说过,开元九年那次括户,是朝廷近百年最大的一次“清账”。宇文融带着劝农判官,一州一州地查,一县一县地核,把藏在山泽、躲在豪族庄园里的逃户,一个个找出来,编入户籍,授给田土。榜文贴到乡里:“诸色逃户,限百日首,免罪复业。”那时候,州县衙门挤满了回来认籍的人,驿马跑断了腿,册子堆得比人高。朝廷的岁入,一年之间,多了数百万缗。

    那几年,人人都说,逃户的问题,解决了。

    可今夜,他拿这册子,是为了对账。

    他案头摊着另一册——天宝十三载新造的都账。两册摊在一处,烛火跳了跳,把两片昏黄映在同一页纸上。柳书吏一页一页地翻,翻到一半,手停住了。

    开元九年册上的名字,有很多,又出现在天宝十三载的逃户册上。

    不是重名。是同一户。他核对过县乡里坊,连曾祖的名字都对得上。三十多年前,宇文融的劝农判官们,骑着驿马跑遍州县,把这些逃户从山泽之间一个个找回来,编入户籍,授给田土,让他们“复业”。朝廷的账上,多出八十万户,每年多收数百万缗钱。

    三十多年后,他们的子孙又逃了。

    柳书吏把两册并排摆在灯下,忽然觉得,这册子不是纸做的,是水做的——三十年前倒进漏壶里的水,又从壶底漏了出来。

    均田制,本是这个帝国最结实的地基。

    武德七年,高祖定均田令:丁男授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老男、残废者减半,寡妻妾各给三十亩;永业田树以榆、枣、桑、麻,身死传于承户之子孙,口分田则身死还官,另行授受。朝廷给每户百姓一份地,百姓回报朝廷三样东西:租,每丁岁纳粟二石;调,随乡土所产,纳绫、绢、絁、布;庸,每丁岁役二十日,不愿役者,日折绢三尺。

    一夫受田百亩,岁出二石粟、二丈绢、六丈庸绢。九百万户百姓,就是九百个百万的粟、绢、布,流进长安的仓库,再流出去,养官、养兵、养这个王朝的一切。

    这套制度好不好?柳书吏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只知道,三十年前宇文融括出来的那些“复业”户,是均田制还能兜住逃户的证明;如今他们又逃了,是这张网已经兜不住了。

    他曾经查过本朝的户籍之制。按《唐令》,天下户籍,三年一造,以乡为单位,一式三份:一份留县,一份送州,一份送尚书省户部。造籍之前,州县要“团貌”——把百姓集合起来,当面核对年龄、形貌、丁口,防止漏报、虚报。玄宗登基那几年,还亲自过问过几次造籍的事,说“户口,国之本也”。

    可如今,造籍还是三年一造,团貌还是照样团,只是越来越像走个过场。书吏们心里都有数:册子上写八十亩的,地里未必有二十亩;册子上写“课户”的,人未必还在县里;册子上写“丁”的,可能已经死了三年,只是家里人不上报——报了,就要多缴那份“口分田还官”的田。多报一个死人,就多占一份地,少缴一份税,谁会去报?

    制度还是那个制度,人心已经先漏了。

    授田早就授不足了。开元以来,天下户口日增,田地就那么多。狭乡之民,有授田三十亩、四十亩的,能授到七十亩的就算宽乡;更有“有田无籍、有籍无田”之说,册上写的八十亩,地里找不出二十亩。田不够,赋役不饶,人只好逃。

    逃到哪里去?往宽乡逃,往山泽逃,往庄园里逃,往城市里逃。逃进豪族庄园的,成了“客户”,替庄主耕田,免了朝廷的租庸调;逃进长安的,成了坊市里的佣工、商贩,户口挂在别处,人却再不会回去。朝廷的税册上,人越来越少;豪族的庄册上,人越来越多。

    柳书吏算过一笔账:一个丁,一年要缴租二石、调绢二丈、庸绢六丈。他逃了,朝廷这一年就少二石粟、八丈绢。一万个丁逃了,就是两万石粟、八万丈绢。他管着逃户册,心里门儿清:这些年逃的,何止一万。

    可这账,他不敢往上报。报上去,户部侍郎要追问他“何以逃者日众”——他答不上来。难道说,因为朝廷的地不够分了?因为豪族的地越并越多了?因为税越来越重了?这些话,说出去是要掉脑袋的。

    他提笔,在天宝十三载都账的空白处,添了一行小字:“又得逃户若干,俟括。”

    册子合上之前,他又翻到卷首。那里记着天宝十三载的天下大数:郡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这是开国以来最盛的数目,是“大唐极盛”的凭证,年年都要报上去给皇帝看的。

    柳书吏看着那行数字,忽然觉得手重。

    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朝廷的册子上,是这么写的。可册子底下压着的逃户册告诉他,册是册,人是人。那九百余万户里,有多少是逃户的名字还挂在籍上、人已经不知去向的?有多少是“客户”冒了“课户”的名?有多少是死了三年还在纳粮的“丁”?

    他不敢想,也不敢算。

    写完,他把笔搁下,吹了灯。

    架阁库陷入黑暗。那两册摊在案上的名册,一个开元,一个天宝,隔着三十年的光阴,静静地躺在黑暗里。

    开元之际,户口殷繁,而版籍浸坏,多非其实。

    第二节三代人的地——一户自耕农的破产

    京兆府渭南县,王家村。

    村东头住着陈翁。六十三岁,背驼,眼浊,指节粗大得伸不直。村里人说他家是“三代种地的”,他也这么跟人说过。可这话,如今说来像笑话。

    陈翁怀里揣着一张文书。纸已发黄,折痕深得像刀刻,四角磨出了毛边。那是他家的永业田文书,武德七年发的,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大唐武德七年七月,给渭南县民陈大有永业田二十亩。

    东至官道,西至王家庄界,南至陈五沟,北至大槐树。

    树桑、榆、枣,子孙承业,永为恒产。

    陈大有,是陈翁的曾祖。

    武德七年,曾祖陈大有正当壮年,带着一家老小,领了这二十亩永业田。按照均田令,他本来还该领八十亩口分田——可渭南是京畿近县,属狭乡,口分田只给了一小半,另在渭河边上补了几亩瘠地。文书上没写这些,文书只写永业田二十亩。曾祖也没计较,他觉得,有地就行。

    那时候,县里给地是当真给的:丈量,立界,朱印,画押。文书一签,那块地从官道到王家庄界、从陈五沟到大槐树,就是他家的了。春天翻地,夏天看苗,秋天打场,冬天把麦种藏进瓮里。二十亩地,养活一家七口,还年年有余粮缴租。曾祖常说:“有田就有根。这二十亩,是朝廷给咱家的根。”

    根,是从什么时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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