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杜甫困守长安
第89章 杜甫困守长安 (第2/3页)
声“杜待制”，然后，就再也没有别的话了。
有一回，他壮着胆子，去问院里的主事：“敢问，晚生的铨选——”
主事头也不抬：“等着吧。圣上没忘你。”
圣上没忘他。
圣上当然没有忘他——天子的记性，好得很，好到还记得他说过“此赋可以传世”。可是天子的记性，也坏得很，坏到转头就忘了，那三篇赋的作者，还坐在集贤院里，等着一个“下文”。
集贤院里，枯坐的不止他一个。
对面那位，姓郑名虔，是广文馆的博士。郑虔比杜甫大十几岁，会写诗，会画画，会写字，天子亲口赞他“郑虔三绝”。可就是这位“三绝”先生，在长安混了半辈子，还只是个教书的博士，穷得叮当响。两人熟络之后，郑虔常来找杜甫喝酒——不是酒楼，是街边的小铺，一人一碗浊酒，一碟咸豆。
到了盛夏，两人连浊酒也省了。集贤院的老槐树浓荫正盛，郑虔打发书童上街，买两碗槐叶冷淘回来——采嫩槐叶捣汁和进面里，擀细切长，过一遍井水，面丝青碧莹莹，浇一勺醋，撒一撮胡麻。杜甫吃得畅快，说这是穷人的冰盘。郑虔说：杜二，记住这个味儿。往后你富贵了，怕是再也想不起。杜甫说：我一辈子记得。
有一回，郑虔喝多了，拍案说：“杜二，我比你早来长安十年。十年前，我也以为，圣上记得我郑虔的名字，我就有出路了。可圣上记得我的名字，是因为我会画画，会写字，会写诗——圣上从来不想想，郑虔也是要吃饭的！”
“圣上记得你的诗，”他指着杜甫，又指了指自己，“圣上记得我的画。可圣上从来不想想，写诗的人、画画的人，也是要吃饭的！”
杜甫没有接话。他端起酒碗，喝了一口，觉得那酒，又苦又涩。
第一年，他等来了一场春雪。
第二年，他等来了一场秋雨。
第三年，天宝十一载冬，右相李林甫死了。新宰相杨国忠入主政事堂。集贤院换了主事，满院的人，都在忙着巴结新贵，没有人记得，案头还压着三篇赋。
郑虔临走前，来看了杜甫一眼：“杜二，我回不了头了。你还有诗——你还有诗啊。”
杜甫笑了笑：“诗，又不能当饭吃。”
郑虔也笑：“可诗，能让你记得，自己是个活人。”
第三年，他等来了一首诗——不，是等来了一次登塔。
天宝十一载秋，高适从封丘来了，岑参也从安西回来了。三位老朋友，加上储光羲、薛据，一起登上了慈恩寺塔——就是长安城里那座高高的大雁塔。
塔有七层。他们一层一层地爬上去，越爬越高，风越来越大。到得顶层，凭栏远望，整个长安，尽收眼底：南边的终南山，像一道青色的屏风；北边的渭水，像一条银色的带子；城里的宫阙楼台，密密匝匝，一直铺到天边。
高适扶着栏杆，叹道：“登高望远，才知道长安有多大。”
岑参道：“大了，才装得下这么多贵人。咱们几个，都是贵人脚下的草。”
众人都笑。笑着笑着，又不笑了。
高适是封丘县尉——一个从九品的小官，每日里拜迎官长，心都要碎了。岑参从安西回来，满身的风沙味，依旧是一介布衣。储光羲做了个不咸不淡的县尉，薛据更不用说。至于杜甫——集贤院待制，听起来体面，实际上，连俸禄都没有。
“杜二，”高适忽然问，“你的赋，有下文了吗？”
杜甫摇了摇头。
“我就知道。”高适苦笑，“我高适活了四十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下文了——没有下文，就是下文。”
众人都沉默了。
夕阳西下，塔影拉得老长。杜甫望着远方那片渐渐暗下去的天色，忽然觉得，脚下这座繁华的长安城，像一艘正在漏水的大船。他不知道这种感觉从哪里来，只觉得，那一片一片的宫阙，那一条一条的街市，在他眼里，忽然都变得不真切起来。
他回到家里，研墨，铺纸，写下了一首诗。题目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里有两句，写的是他登塔时看见的——他其实什么也没看见，他只是觉得，这天色，好像要变了：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这首诗写完之后，他搁下笔，看了很久。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句子。秦山怎么会破碎呢？泾渭怎么会不可求呢？长安的太阳，明明还高高地挂着。他把诗稿收起来，压在箱底，没有给任何人看。
——他怕别人说他，疯了。
第三节幼子饿死——入门闻号啕
天宝十三载秋，长安下了一场大雨。
那雨下了六十多天，把整个长安都下烂了。屋瓦漏了，垣墙塌了，东市的水积了半人深，西市的米价，一天涨一个样。天子在兴庆宫里问宰相：雨这么大，庄稼可还保得住？宰相杨国忠，从袖子里掏出一把好禾苗，说：陛下请看，雨虽大，不害稼也。
长安的百姓，在雨里跪着。
杜甫的屋子，也漏了。他坐在床上，怀里抱着最小的儿子——那孩子还不会走路，瘦得像一只小猫，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他的妻子杨氏，把最后半升米熬成粥，先喂了孩子，又喂了大儿子宗文，最后把锅底刮下来的，端给丈夫。
“长安的米，咱们吃不得了。”杨氏说，“听说奉先那边，有咱们家的几亩田。我带着孩子们，先去奉先住着。你一个人在城里，也好再想想办法。”
杜甫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知道，妻子说得对。长安城里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他一个集贤院待制，连俸禄都没有，靠什么养活一家五口？
“好。”他说，“我送你们去。”
奉先在京兆的东北，隔着一条泾河。送妻儿出城那天，是个阴天。杨氏挎着包袱，宗文牵着她的衣角，那个瘦小的孩子，被裹在杨氏的怀里，只露出一张巴掌大的小脸。
“到了奉先，”杜甫把妻子扶上驴车，又叮嘱，“若有难处，就托人捎信来。”
杨氏点点头：“你在城里，也自己保重。少喝些酒，天冷了，记得加衣。”
驴车走了。走出老远，宗文忽然从车上探出头来，朝杜甫喊：“爹！你什么时候来接我们？”
杜甫站在城门口，挥着手：“等爹有了下文，就来接你们！”
他喊完这句话，自己先愣住了。
下文。他也不知道，那个下文，什么时候才来。
他站在城门口，看着驴车越走越远，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官道尽头。他忽然觉得，长安城，空了许多。
这一年冬天，长安的雪，下得特别早。
十一月里，杜甫收到一封家信，是宗文写的，歪歪扭扭的几个字：“爹，弟弟病了。娘说，等你回来。”
杜甫拿着那封信，在集贤院的廊下站了很久。
他去找主事：“晚生家中幼子病重，想告假——”
主事翻了翻名册：“杜待制，你再等等。圣上这几日，正想着铨选的事呢。”
“可是孩子——”
“孩子要紧，还是前程要紧？”主事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你在集贤院等了三年了，这一走，前功尽弃。”
杜甫攥着那封信，指节发白。
“前程要紧，”他听见自己说，“前程要紧。”
他最终还是告了假。
出城那天，天阴得厉害。他一个人，骑着一头瘦驴，往奉先赶。路过骊山的时候，他勒住了缰绳——山上的华清宫里，灯火通明。隔着几重山，他仿佛都能听见宫墙里的丝竹声、笑闹声。天子的冬天，是在汤泉里过的；他的冬天，是在雪地里赶的。
山道旁，有一具冻死的尸体。不知是谁家的老人，蜷在一棵枯树下，身上的破袄，盖不住一双乌青的脚。雪落在他的脸上，一层又一层。
杜甫从驴背上下来，想替他掩一掩，又不知从何掩起。他站在雪里，看着那具尸体，看了很久。
山上是灯，山下是雪。
宫里有酒，路边有骨。
他忽然想起，前几年，他写过两句诗，写的就是这样的世道——那时候他还以为，那是夸张，那是修辞：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如今，冻死骨就在他脚下，朱门的酒肉，就在他头顶的山上。他才知道，那不是修辞，那是写实。他写诗写了二十年，头一回，恨自己写得这么准。
他赶到奉先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推开院门，他听见了哭声。
那哭声，是他这一辈子，听过的最可怕的声音——不是哀嚎，不是恸哭，是一种干干的、细细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像风从破了的窗纸里漏过来。是杨氏的声音。他推开房门，看见妻子跪在炕边，怀里抱着那个瘦小的孩子，已经哭不出声音来了。
“回来晚了……”杨氏看见他，只说了一句话，“回来晚了……”
孩子已经死了。
他走的时候，孩子还会笑。他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凉了。短短一个多月，一场秋雨，一场冬雪，孩子的名字，还来不及起，就从这个世界上，悄悄消失了。
杜甫站在门口，动不了。
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是宗文跑过来，抱住他的腿，哭着喊“爹”，他才低下头，看见儿子仰着的小脸。他蹲下来，把宗文搂进怀里，觉得自己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生生地剜去了一块。
那一夜，他亲手给孩子钉了一具小棺木。
院子里的旧木头，是他在奉先置办家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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