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断弦
第十章断弦 (第2/3页)
六个月，包吃住，每个月还有八百块补贴。我们老师说，如果实习期表现好，毕业后可以直接签正式合同，起薪一千五，交五险一金。”
“你想去？”
“我想去。但我不确定我能不能选上——一个班只有五个名额，按实训课成绩和理论课成绩综合排名。我理论课还行，实训课上次比赛拿了二等奖，应该可以试一下。但我又有点怕——怕选不上，又怕选上了做不好，毕竟是四星级酒店，他们要求肯定很高，万一我做错了菜被客人退回来怎么办。”她的语速很快，杨晓东从电话里能听到她那边宿舍里其他女生聊天的背景音——有人在说闽南语，有人在咯咯地笑，有人在水房里洗衣服。
“你可以的。”杨晓东说。
“你怎么又知道？”
“因为你切的菜是用在五金店里剪铁丝的手练出来的。”
邱玉林沉默了一秒，然后笑出来了。那个笑声被电话压缩了一些，但杨晓东还是能听出里面多了一些东西——不是小心翼翼的试探，不是压抑了太久之后破罐破摔的豁达，而是一种自然的、轻松的、甚至带着几分得意的笑。和她在东埔时的笑不一样——那时候的笑是一道光，稀罕而珍贵，让人想要小心翼翼地保存。现在的笑像呼吸一样平常，她不再需要特意积攒，随时都可以笑出来。
“你还在台球室打工吗？”她问。
“偶尔去。一周两次。”
“别太累了。”
“不累。我爸介绍我在码头做分拣，比台球室轻松，赚得也多一点。你弟说他寒假想去泉州那边找工地上的零活，被我爸知道了，我爸说太危险，给他在码头找了个整理货单的轻活。”
“你跟尚杰现在——怎么样了？”
杨晓东想了想。“上周在公交站碰到了。他问我在初二怎么样，我说月考第五。他说‘还行’。”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杨晓东听到邱玉林吸了一下鼻子，然后她的声音变得很轻，像是在努力压抑着什么。“你知道吗，去年十二月，尚杰在食堂后面打了你之后，我回到家跟他大吵了一架。他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说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你是看上了我们家的钱，说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喜欢。我当时气疯了，给了他一巴掌。他捂着脸看着我，眼睛红红的，说了一句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的话。”
“什么话？”
“他说——‘姐，你以前从来不打我的。’”
杨晓东握紧了手机。邱玉林从来不对任何人动手——她是一个被生活磨掉了所有棱角的人，逆来顺受，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她连对父亲说“我想去读书”都要酝酿这么多年。但那天晚上，为了杨晓东，她打了她最疼爱的弟弟。
“然后呢？”
“然后——然后我哭了。我抱着他哭了很久。我说对不起，我说姐不该打你。他也哭了——他大概从妈走之后就没哭过了。他说他不是故意要说那些话的，他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接受一个外人进入我们的生活。他觉得你是来把我抢走的。我跟他说，杨晓东不是来抢走我的，他是来告诉我，我值得被好好对待。”
“后来呢？”
“后来他就慢慢开始变了。不是一下子就变，是一点一点地变。从不再翻我的东西开始，到不再跟我爸告状，到在饭桌上说‘姐说得对’，到昨天——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问了一句‘杨晓东最近怎么样’。他没有再叫‘那个姓杨的’，而是叫了你的名字。”
杨晓东没有说话。他想到去年冬天在台球室门口，邱尚杰站在路灯下抽着烟说“我跟我爸谈过了”的样子——那个曾经的死敌，用一种比道歉更难的姿态，一步步走向和解。他没有说“以前的事是我错了”，但他在建筑工地上攒的两千块钱、他在邮局门口说“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他开口叫出“杨晓东”这三个字而不是“那个穷小子”——这些比任何道歉都重。
“他还问我，你过年去不去镇上看灯。”邱玉林补充道。
“去。当然去。”
“那我过年回来的时候——一起去。叫上尚杰。”
“好。”
挂了电话，杨晓东一个人坐在石头上，看着退潮后的滩涂。十月的海风已经有了凉意，把他的校服吹得猎猎作响。他想起自己一个人站在海堤上的去年九月，以为那个拎着红色塑料桶的女孩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路过。后来她变成了他的习惯，变成了他的约定，变成了他每天放学后跑向滩涂的理由。到现在她走了一个多月，变成了手机屏幕上那些短信、汇款单上的附言、枕头下面那些贝壳碎片——每一次触碰，都像是还在和她对话。从“我一个人”到“我们”再到“各自努力”，中间隔了十三个月的海风、泪水、拳头和芋头糕。
他站起来，把贝壳放回口袋里，沿着海堤往家的方向走。晚风裹挟着海水的咸味和远处渔船的柴油味吹过来，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这是他闻了一辈子的味道，但今天闻起来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这味道总让他想起父亲的驼背和码头上的水泥袋，今天他忽然觉得，它也在提醒他，每一天都是新的潮汐。
十一月，期中考试结束。杨晓东考了班级第四，又前进了一名。陈美华在成绩单上写了一行批语：“进步稳定，继续保持。”他把成绩单带回家，父亲看了一眼，说了句“还行”，然后把成绩单压在饭桌的玻璃板下面——那个位置以前压的是父亲年轻时在码头拍的工牌照片。母亲的毛衣针停下来，笑着说了句“比你爸年轻时候强”，然后又低头继续织毛衣。妹妹杨晓雨在旁边不服气地说“我期中考试数学考了九十八分”，全家人没人理她，她气得去院子里的柿子树下蹲了半天。
邱玉林在厦门也传来了好消息。她成功入选了酒店的实习名单，十二月初开始进店培训。酒店提供制服——白色厨师服，领口有一道红色的镶边，帽子上绣着酒店的logo。她让室友帮她拍了一张照片，发彩信给杨晓东。照片是在宿舍楼下拍的，光线不太好，但能看出她穿着那套厨师服的样子——衣服有点大，袖口卷了两道，帽子戴得端端正正，嘴角带着一种杨晓东见过无数次的、微微上扬的弧度。她的身后是宿舍楼下的那排凤凰木，花期早过了，树上只有绿叶，和她在东埔滩涂上看过的任何一棵树都不一样。
“像不像？”她在彩信下面附了一句。
杨晓东回了一条：“像鹦鹉螺。”
“什么意思？”
“鹦鹉螺能在深海里游，能去很远的地方。蛤蜊只能留在滩涂上。你已经不是蛤蜊了。”
邱玉林没有再回文字。她回了一个笑脸符号。杨晓东看着那个由冒号和括号组成的简易表情，觉得它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能表达她此刻的心情。
十二月的石狮，海风刺骨。杨晓东换上了那件缝了暗兜的棉袄——母亲在入冬前拆洗了一遍，把去年被邱尚杰一拳打穿的内衬重新补好了，针脚比去年更密。她把暗兜的位置往下移了两厘米，说这样不会被拉链硌到。贝壳碎片从秋天的薄外套转移到了棉袄内侧口袋里，还是用别针别好。他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它们——走路的时候贴着胸口，弯腰的时候轻轻晃动，跑起来的时候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十二月八日。这一天杨晓东记得很清楚。去年的这一天，他站在食堂后面的空地上，面对二十几个人，邱尚杰的拳头砸碎了他口袋里的贝壳。邱玉林挡在他面前，对弟弟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个人”。那一天改变了很多事情——邱尚杰的态度开始松动，邱玉林第一次在家人面前说出自己真正的感受，他口袋里的贝壳碎了，但换来了一整年的平静。
今年的十二月八日，他在走廊里又碰到了邱尚杰。邱尚杰是周末回东埔的，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他看到杨晓东，主动走了过来。
“今天十二月八号。”邱尚杰说。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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