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暗流
第六章暗流 (第2/3页)
场的事？”杨晓东问。
“听店里来买东西的渔民说的，”邱玉林说，“那个外地商人挺有意思的，据说他要把蛤蜊运到广东去卖。广东那边的酒楼收得贵。”
“你挖的那些蛤蜊，要是能卖给他就好了。”
“想得美，”邱玉林笑了一下，“我挖的那点量，人家看不上。而且我挖蛤蜊又不是为了卖钱。”
“那是为了什么？”
邱玉林歪着头想了想。“为了——为了出来透透气。为了看看海。为了——”她停了一下，看着杨晓东，“为了见你。”
杨晓东的耳朵又红了。那种热度从耳朵尖开始往下蔓延，沿着脸颊一直到脖子。他低着头，假装在整理棉袄的拉链，把拉链拉上去又拉下来，反反复复。邱玉林看着他窘迫的样子，轻轻地笑了一声。
“杨晓东，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邱玉林忽然问。
杨晓东抬起头。邱玉林从来没用过“喜欢”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次。他的心跳得很快，但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哪一点？”
“你不会撒谎，”邱玉林说，“你一撒谎耳朵就红。上次你说太阳晒的，明明那天是阴天。”
杨晓东想反驳，但他的耳朵更红了。他的手指攥紧了棉袄的下摆，攥得布料皱成了一团。
“我——”他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邱玉林没有等他回答。她把目光转向海面，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豆浆。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杨晓东想了很久的话。
“我想学认字。”
杨晓东愣住了。“什么？”
“不是那种认字——我认的字够看店了，价格标签、发货单、账本上的数字我都会看。我是说，我想读那些你带来的书。你上次拿来的《边城》，里面有些字我认不全，跳过去猜着读，但也读懂了大半。后来你借我的那本《呐喊》，有些文章我读了三遍，还是不太明白。但我想读。”邱玉林说，“我在店里，每天除了看货就是看货，脑子里空空的。我想学点东西，什么都行。”
杨晓东看着她。她的侧脸在冬日的暮光中显得格外认真，眉头微微皱着，嘴唇抿成一条线。那种神情杨晓东见过——她在五金店里修他球鞋的时候，也是这副表情。专注而倔强，像一块被海水反复冲刷的礁石。
“我可以教你，”杨晓东说，“我课本上有很多课文，我可以讲给你听。下学期的语文书我已经领了，第一篇是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还有历史课本，里面讲了很多古代的事。还有地理，讲的是全国各地的地方——包括厦门。”
“真的？”
“真的。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不许再叫我傻子。”
邱玉林愣了一下，然后笑出了声。她的笑声被海风吹散，碎成一片零落的风铃。“不行，”她说，“这个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就是傻子。”邱玉林说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沙子，“天快黑了，我要回去了。”
杨晓东也站起来。他把石头上两人喝过的保温杯盖收好，拧紧盖子，递给邱玉林。
“明天见？”邱玉林接过保温杯的时候，手指和杨晓东的手指碰了一下。两人的手都冻得发红，但触碰到的一瞬间，都感觉到了一丝温热。
“明天见。”
邱玉林往西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转过头。
“杨晓东，带书来。”
“什么书？”
“什么都行。你学过的课本也行，你不要的旧书也行。我都想看。”
杨晓东看着她认真的表情，点了点头。“明天我带语文课本。”
邱玉林笑了，转身走了。她的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很长，和枣红色的棉衣、马尾辫一起，构成了杨晓东寒假记忆里最清晰的画面。
第二天下午，杨晓东带着语文课本去了滩涂。
邱玉林比他早到，已经坐在石头上等他了。看到杨晓东手里的课本，她的眼睛亮了起来——那种亮光杨晓东在滩涂的水洼里见过，在被阳光照到的蛤蜊壳上见过，在退潮后沙滩上闪烁的贝壳碎片中见过。
“今天讲哪篇？”她问。
杨晓东翻开课本。第一篇是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开始念，声音不大，但咬字很清晰。他念到“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的时候，邱玉林打断了他。
“皂荚树是什么？”
“一种树，荚果可以洗衣服。”
“我们这边没有。”
“书上有图，你看。”杨晓东把课本翻开到插图那一页，指着那棵画得不太像的树。那幅插图画得很简略，几根线条勾勒出树干和树冠，看上去跟任何一棵树都没有区别。
邱玉林凑过来看。她的肩膀挨着杨晓东的肩膀，两人的棉衣碰在一起，发出轻微的摩擦声。杨晓东能感觉到她头发上的肥皂味，还有那股永远洗不掉的铁锈气息。
“这画得也太丑了。”邱玉林评价道。
“课本上的图都这样。”
“你继续念吧。”
杨晓东继续念。念到“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的时候，邱玉林又插话了：“这个我知道。蛐蛐嘛。我们小时候在滩涂上也抓过。尚杰比我厉害，他一晚上能抓好几只，装在罐头瓶里。有一次他把蛐蛐放在我枕头下面，半夜叫起来，把我吓哭了。”
“然后呢？”
“然后我爸把他揍了一顿。”邱玉林笑了笑，那个笑容里没有苦涩，只有对小时候的怀念，“那大概是我记得的、我爸唯一一次打尚杰。尚杰后来再也没有抓过蛐蛐，大概是被打怕了。”
杨晓东看着邱玉林的笑容，觉得那个小女孩一定很可爱——被弟弟恶作剧吓哭的小女孩，后来变成了辍学看店的姐姐，变成了眼角淤青还嘴硬说“摔了一跤”的姑娘。时间真残忍。
他继续念下去。念到“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的时候，邱玉林问“Ade”是什么意思。
“德语，再见的意思。”
“鲁迅还会德语？”
“他留学过日本，德语可能是在日本学的。”
“留学，”邱玉林轻声重复了这两个字，像是在品尝一颗她从来没有吃过的糖果，“能去那么远的地方。”
杨晓东看着她的侧脸。她的眼神里有一瞬间的向往——那是一个被束缚在东埔的女孩对远方的本能渴望。但这种向往很快就消失了，被日常生活的重量压了下去，被五金店柜台后面的日光灯照得无处遁形。
“你继续念吧。”邱玉林说。
杨晓东念完了全文。念到最后“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的时候，邱玉林沉默了很久。
“怎么不说话了？”杨晓东问。
“我在想，”邱玉林说，“他写的是他小时候。我也想念我的小时候。但我的小时候没有百草园，只有滩涂。也没有蟋蟀弹琴，只有海鸟叫。”
“滩涂也挺好的。”
“是啊，”邱玉林说，“但我小时候觉得滩涂不好。泥太软了，一脚踩下去鞋子就脏了，我妈会骂我。后来我妈走了，没人骂我了，我反而不怎么去滩涂了。直到——”她看着杨晓东，“直到今年九月，我在滩涂上碰到一个傻子。”
杨晓东没有说话。他低着头，把那篇课文又翻了一遍，假装在看字，但他的耳朵红得快要烧起来了。
从那天开始，每天下午的“课本时间”成了他们的固定节目。
杨晓东会把课本上的课文念给邱玉林听，邱玉林会问各种问题。有些问题杨晓东能回答——比如“什么叫比拟”“为什么鲁迅要写猹”“闰土后来怎么样了”；有些问题他回答不了——比如“为什么人到长大了就会失去小时候的东西”“为什么有些地方的人可以读书，有些地方的人不可以”“为什么我小时候觉得滩涂不好，现在觉得它好了”。
回答不了的问题，他们就一起想答案。有时候想出点什么，大多数时候想不出来。但杨晓东觉得，想不出来的过程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它让邱玉林的眼睛里重新有了思考的光芒，那种光芒在五金店的柜台后面是看不到的。
王海涛有时候会来滩涂找杨晓东。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站在海堤上往下看，看到杨晓东正拿着课本给邱玉林念课文，邱玉林坐在石头上，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在做笔记——那个本子是杨晓东从学校里多买的一本练习册，他在第一页写上“邱玉林的笔记本”几个字，下面是邱玉林自己歪歪扭扭抄写的生字。
王海涛站在海堤上看了半天，然后转身走了。后来他对杨晓东说：“我以为你们在谈恋爱。”
“我们是在谈。”杨晓东说。
“谈恋爱的人不会给对方讲语文课。”
杨晓东想了想。“我们不一样。”
“你们确实不一样，”王海涛说，“但是——晓东，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会更让她离不开你？”
杨晓东愣住了。他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他教邱玉林认字、念课文、讲历史地理，是希望她能学到东西，能离她梦想中的厦门更近一点——哪怕只是精神上更近一点。但如果这一切最终都留不住呢？
“我没有想那么多。”他诚实地说。
“你最好想一下，”王海涛说，语气难得地认真，“你教她越多，她就越依赖你。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你们不能见面了，她会更难受。比以前更难受。”
杨晓东沉默了很久。王海涛说的话像一根针，扎在他一直没有认真思考的问题上——他在给邱玉林打开一扇窗，但如果这扇窗迟早要关上，打开它是不是反而更残忍？
但他想到邱玉林昨天在石头上写字的模样——她握笔的姿势不太对，用力太大了，笔尖把练习本的纸戳破了好几个洞。但她写出来的字一个比一个好，最后一个“海”字，三点水旁写得像模像样。她写完抬头看杨晓东，眼睛亮得像被阳光照到的滩涂水洼。
“你看我写得好不好？”她问。
“好。”杨晓东说。
“比刚才那个好？”
“好多了。”
邱玉林高兴得笑了。那个笑容和她说“我没有前途”时的表情判若两人。那个笑容里有光，有希望，有一种被知识点亮的东西。
如果打开一扇窗是残忍的，那连窗都不给她开，是不是更残忍？
杨晓东想不出答案。
寒假过得很快。
春节前的那几天，邱玉林几乎出不来。五金店年前是最忙的时候——东埔村的渔民们要在年前把家里修修补补的活儿全部干完，买螺丝的、买电线的、买灯泡的、买胶水的，络绎不绝。邱玉林和父亲从早忙到晚，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她托一个来店里买东西的东埔村大婶带了一句话给杨晓东：“年前这几天可能都出不来了，正月再找时间。”
那个大婶是东埔村的人，认识杨晓东。她来杨晓东家敲门的时候，杨晓东正在院子里劈柴。大婶把一个塑料袋塞给他，说：“阿琳让我带给你的。她说她这几天忙，让你别去滩涂上等了，正月再说。”说完她看了杨晓东一眼，目光里有一种“我知道你们在搞什么”的意思，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笑着摇了摇头，转身走了。
杨晓东打开塑料袋，里面是一小袋芋头糕，还冒着微微的热气。邱玉林大概是在厨房里偷空做的，然后托刚好来店里买东西的邻居捎过来的。芋头糕切成整整齐齐的小方块，每一块上都撒了白芝麻。他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很甜，很糯，是邱玉林一贯的水平。
“谁送的？”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来。
“同学。”杨晓东说。
“哪个同学？”
“王海涛。”
“你耳朵又红了。”母亲说完，把头缩回厨房去了。
杨晓东摸了摸自己的耳朵，发现它确实又红了。他端着芋头糕走进屋里，把剩下的整整齐齐地码在盘子里，放在饭桌上。妹妹杨晓雨放学回来看到芋头糕，欢呼了一声就扑上去。母亲尝了一块，说“这手艺比你外婆还好”。杨晓东默默地吃着芋头糕，心里想着那个在五金店里忙得团团转的女孩。
除夕那天，东埔村下了一场小雨。
雨不大，细得像牛毛，落在瓦片上发出沙沙的声音。海风把雨丝吹得斜斜的，打在脸上像无数根凉丝丝的针。杨晓东在家帮母亲贴春联——春联是村里一个退休老教师写的，红纸黑字，上联是“海纳百川气象新”，下联是“春回大地福满门”。杨晓东站在凳子上，把春联贴到门框上，母亲在下面指挥：“左边高一点——再高一点——好了好了，歪了，往右边挪一点——”
父亲在厨房里杀鱼，准备年夜饭的主菜。按照闽南的习俗，除夕夜必须吃鱼，而且鱼不能吃完，要留到年初一，寓意“年年有余”。父亲的手上全是鱼鳞，闪着银色的光。他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对杨晓东喊：“晓东，把桌子收拾出来！年夜饭要摆六道菜！”
“六道？”杨晓东从凳子上跳下来，“以前不都是四道吗？”
“今年码头年底的活儿多，多赚了点，”父亲说，声音里带着一丝难得的满足，“过年嘛，多做两个菜，你和你妹妹多吃点。”
杨晓东看着父亲。父亲的腰比夏天更弯了，但脸上的笑容比平时多。他从父亲的话里听出了一丝骄傲——那种靠自己的力气多赚了点钱、能让孩子多吃两道菜的骄傲。
年夜饭摆上桌的时候，杨晓东数了数——红烧鱼、白斩鸡、芋头炖排骨、炒年糕、紫菜蛋花汤、糖醋肉。六道菜，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香气在屋里弥漫开来，把冬天的寒意都挡在了门外。
一家四口围坐在桌旁。父亲端起酒杯——里面是村里自酿的米酒，浑浊得像滩涂上的泥水，但酒味浓郁——说了一句“来，过年了”。然后每个人都举起了自己的杯子：父亲的是米酒，母亲的是茶，杨晓东和妹妹的是汽水。四只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
杨晓东吃着年夜饭，心里却想着另一件事。
邱玉林此刻也在吃年夜饭吧。她家的年夜饭有几道菜？邱尚杰会不会在饭桌上又提起他的事？她父亲会不会又用那种失望的眼神看着她？她会不会在饭桌下面偷偷藏着什么东西——也许是杨晓东写给她的纸条，也许是那片被贴歪了的创可贴？
吃完饭，杨晓东帮母亲洗碗。洗到一半的时候，外面忽然响起了鞭炮声——有人在村口放烟花。他和妹妹跑出院子，看到天空被烟花照亮了。红的、绿的、金的花火在夜空中炸开，映在每个人的瞳孔里。海面上倒映着烟花的影子，像是海底也在过年。东埔村的孩子们在巷子里跑来跑去，手里拿着火花棒，笑声和鞭炮声混在一起。
杨晓东站在院门口，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那是父亲今年给他买的一部旧诺基亚，按键上的数字都被磨掉了，只能用来打电话发短信。他翻到通讯录里唯一一个不是家人的号码，那是邱玉林用五金店柜台上的座机打给他的时候留下的。他犹豫了很久，最后发了一条短信：
“新年快乐。”
发完之后他就后悔了。太简单了。太普通了。跟所有人发的短信都一样，没有表达出任何特别的意思。但短信已经发出去了，撤不回来了。他握着手机站在院门口，心跳得比刚才吃饭的时候还快。
过了几分钟，手机响了。他打开短信，屏幕上只有一行字：
“新年快乐，傻子。”
杨晓东看着那四个字，笑了。他能想象邱玉林在五金店里偷偷拿出手机的样子——大概是在里间，或者是在柜台下面，用手指一个一个按着按键，打出来的字工工整整。她叫他“傻子”，那是她的特权，是她对所有无法表达的情感的一个代名词。
院子里，父亲和母亲在收拾桌子。妹妹杨晓雨拿着一个烟花棒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火光在她的手中画出一个个金灿灿的圆圈。远处海面上倒映着村口的烟花，像是两个世界同时在庆祝。
杨晓东把手机放进口袋里，和贝壳碎片放在一起。他转身走进院子，加入了清理年夜饭碗筷的行列。洗到最后一个盘子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正月里，什么时候能再见到邱玉林？
正月初三，答案来了。
那天下午，杨晓东正在家里帮母亲择菜——初五要请亲戚吃饭，母亲提前开始准备——手机响了。他放下手里的青菜，擦了擦手，接起电话。
“喂？”
“滩涂上见。”是邱玉林的声音，带着一丝久违的兴奋，“今天下午两点，我在那里等你。”
“你怎么能出来了？”
“我爸出去走亲戚了，尚杰也去了。店里我一个人看着，但我可以把店门关了。反正正月里没人来买东西。你快点来，我带了吃的。”邱玉林的声音里有杨晓东很久没听到过的轻快——那种被日常生活的重负压得太久的人，忽然卸下了担子的轻快。
“好。我马上去。”杨晓东挂断电话，对母亲说了一声“我出去一趟”，就穿上了棉袄冲出门。
从家里到滩涂的这段路，杨晓东跑了无数遍，闭着眼睛都能走。但这一次他跑得特别快，像是怕邱玉林等久了。海堤上的风很大，但他不觉得冷。棉袄里贝壳碎片的沙沙声响着，像是一个小小的节拍器，为他跑动的脚步打着拍子。
邱玉林已经在那里了。她坐在那块大石头上，旁边放着一个布袋子。她穿着一件杨晓东没见过的新棉衣——浅蓝色的，袖口有白色的绒毛，看起来是过年新买的。头发没有扎，披散在肩膀上，被海风吹得像一面柔软的旗。看到杨晓东跑过来，她站起来冲他挥手，手臂挥动的幅度很大，像是怕他看不到她。
“你跑什么？我又不会飞走。”邱玉林笑着说。
“怕你等久了。”
“我带了芋头糕和花生糖，还有一壶自己泡的茶。”邱玉林打开布袋子，把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摆在石头上。芋头糕用旧报纸包着，打开的时候还冒着热气；花生糖用塑料袋装着，每一块都切得整整齐齐；茶壶是一个旧的不锈钢保温杯，杯身磕掉了一块漆，露出底下银色的金属。
杨晓东坐在石头上，接过邱玉林递过来的芋头糕咬了一口。还是那个味道，甜的，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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