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郭子仪与李光弼
第104章 郭子仪与李光弼 (第2/3页)
叛军密集之处——史思明列阵攻城，往往一石落下，便是一片的死伤。这“飞石”之术，叛军躲避不及，攻城的云梯、冲车，多被砸烂于城下。唐军士卒戏称这些抛车为“李公的手”，言其指哪儿打哪儿。李光弼听了，只淡淡道：“石不会骗人，人却会。我用石，是不想用人的命去填。”这句话，道尽了他与郭子仪共同的底色：他们惜兵，所以才肯在战术上，把脑筋用到极致。
他命士卒从城内向外，偷偷挖地道。太原的黄土层厚，地道易成。叛军在城外扎营，李光弼的地道便悄悄钻到他们营寨底下，挖空了支柱，待时机一到，令士卒拉动机关——营中地面轰然塌陷，成片叛军连人带帐，坠入深坑。史思明初时莫名其妙，以为唐军有妖术；及至发现地道，急令营寨后撤，离城远些。李光弼却已占了先手：他的大炮（抛石机）早架在城头，以巨石飞击，一石落处，叛军十数人立毙。
更绝的是诈降。李光弼遣人出城，伪称“粮尽援绝，愿献城”，约史思明某时受降。史思明大喜，如期率众近城，只等开门。谁知李光弼早备下“地听”与伏兵——地道口忽地洞开，伏兵自地下杀出，城上矢石如雨，叛军猝不及防，死伤山积，史思明狼狈退走。史思明本是个极骄横的人，自起兵以来少有败绩，这一回栽在一个“兵少将寡”的对手手里，恼羞成怒，命全军轮番猛攻，誓要踏平太原。可李光弼的城，像一块吸尽了力气的石头——史思明的兵撞上去，只撞得头破血流。
太原城里的守卒，多是河陇来的边兵，本不善巷战，可李光弼把每道街巷都编了防御，妇孺亦上城送水送饭。有个陇西来的小校，左臂被飞石砸断，裹了布仍不肯下城，说：“城在人在，城破我娘都没了依靠。”这等言语，史书不会记，可正是这等言语，垒成了太原的墙。李光弼巡城时，常在这些伤兵中间走动，不说话，只伸手按按他们的肩。兵士们说：“李公的手，比赏赐还重。”——一个将军，能让伤兵觉得他的手比金帛贵重，这城，便怎么也攻不破了。
这一仗，李光弼以数千之众，困史思明十万之师于太原城下数月，屡破其谋，终使其无功而退。史思明退兵时，回望太原城墙，城头静悄悄的，只有几面残旗在风里抖——他忽然觉得，这座城，不是靠墙守住的，是靠那个叫李光弼的人，守住的。一个能将十万兵玩弄于股掌的对手，比十万兵本身，更可怕。
太原城头的风，吹了整整一个春天。李光弼站在城楼上，望着城外叛军退去的烟尘，面无喜色。他知史思明败而不灭，河北的仗，还长。可这一战，意义不止于守一座城——它告诉天下：叛军并非不可战胜，那个“十万”的神话，被一个契丹人的地道与飞石，戳破了一个大洞。后来郭子仪闻报，抚掌而笑：“李临淮（光弼封临淮郡王）之用兵，吾不如也。”
李光弼治军，与郭子仪是两种路数。郭子仪宽，将士犯了小过，多不问；李光弼严，令出如山，违者立斩，连偏将迟到半刻，也要军法从事。太原围城时，有一名裨将因畏战，擅自离城巡视的岗位，李光弼闻之，当即斩于阵前，三军股栗，再无人敢懈怠。有人背后说“李公太酷”，郭子仪却道：“临淮之严，正是临淮之仁——他斩一人，是活了满城的人。”这话传到李光弼耳里，他只微微颔首，不置一词。两位将军，一个以恩，一个以威，殊途同归地，把一支支残兵，炼成了能挡住乱世的铁。
第三节将帅之谊——亦敌亦友的两人
郭子仪与李光弼，曾是不相能的两人。
早年在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幕中，二人同为牙将，脾气却合不来。郭子仪宽厚，李光弼峻急；一个以恩服人，一个以威立身。军务上有分歧，便各执一词，谁也不服谁，同处一帐而终日不交一语。有一回，两人因一支部队的调度争执起来，郭子仪主张稳守，李光弼主张奇袭，各执一端，声音越吵越大，最后是安思顺拍案，把两人各打五十大板，才勉强收场。旁人皆知“二将不和”，安思顺在世时还能压着，及至安禄山反、安思顺被冤杀，这旧隙便悬在了两人之间——天下人都捏把汗：这两人若再共事，怕是要先内斗，再御敌。
更微妙的是，安思顺的死，与郭子仪还牵着一层说不清的关系。安思顺是安禄山的堂兄，安禄山反后，朝廷疑其同谋，将安思顺赐死——而举荐查办、坐实其罪的风声里，隐隐有郭子仪旧部的影子。李光弼与安思顺共事日久，对这位旧主之死，心里未必全无芥蒂；他看郭子仪，便总隔着一层：你既容得下冤杀我旧主，又焉知不会容不下我？这层猜忌，比明面上的争吵，更难消。可也正是这层难消的猜忌，让后来郭子仪那次主动的“伸手”，显得格外重——他伸的，不只是一双和解的手，是一份“我不计你疑我，你莫计我疑你”的坦荡。
可国难当头，郭子仪先伸了手。
肃宗即位，问谁可当方面之任，郭子仪不计前嫌，力荐李光弼。朝命既下，李光弼奉调至郭子仪军中议事。他心里是有顾虑的——旧日种种不睦，他记得清；他怕郭子仪借机报复，夺他兵权，甚至治他于死地。入帐之前，他甚至暗暗嘱咐亲兵：“若郭公色变，即刻护我。”可他进了帅帐，见到的却是一幕没想到的事。
郭子仪见他进来，竟离座相迎，执其手，长揖到地。李光弼一愣，连忙还礼。两人在帐中，对着满案军图，郑重地，互相拜了一拜——这一拜，拜的不是私交，是“国事为重”四个字；拜的是：从前那些疙疙瘩瘩，到此为止，从此以后，只有唐室，没有郭李。
那一拜之后，帐中静了片刻。李光弼忽然开口，声音很轻：“郭公有今日之荐，光弼……不知何以报。”郭子仪笑道：“报什么？你我只合该合力破贼，贼平之日，你我有暇，再争那旧日的输赢不迟。”这话半真半玩笑，却把李光弼心头最后一点紧绷，松了下来。他想起自己入帐前那句“若郭公色变，即刻护我”的嘱咐，不由暗暗惭愧——他防了郭子仪半生，郭子仪却连他半分防备，都不曾计较。有些人的大，是大在能容；李光弼那一刻才真懂，郭子仪的“雅量”，不是修养，是眼界：他眼里装的是天下，旧怨那点尘埃，自然落不进去。
郭子仪说：“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讨河北，岂可怀私忿哉？”一句话，把旧怨轻轻放下，却把分量，全压在了“公”字上。李光弼眼圈微红，答：“郭公既有此心，光弼敢不尽死力？”自此，朔方、河东两军，号“郭李”，互为犄角，天下倚为长城。
二人定下的方略，是“郭主外、李主内”：郭子仪率朔方军扫河北，李光弼镇河东、蔽两京，一外一内，使叛军首尾难顾。这分工，看似寻常，底下却是个“信”字——郭子仪敢把后背交给李光弼，李光弼也甘居郭子仪麾下调度，全无当日争锋的影子。肃宗得报，喜曰：“二将同心，贼不足平也。”他这话说早了些——安庆绪、史思明之流，远非一两次同心便能荡平；可“郭李同心”四字，确是至德年间，唐室最硬的底气。后人论中兴之功，必首推二人，却常忘了：这份功劳的起点，不过是帅帐里，那平平淡淡、却重逾千钧的一次对拜。
这“帅帐中的一次对拜”，后来被史官记了下来，却记不出那一拜里，两个将军各自咽回去的多少意气。郭子仪那句“岂可怀私忿哉”，说得从容，底下是几十年的军旅沉浮教他的：国若亡，私怨便连个安放的地方都没有。李光弼那句“敢不尽死力”，答得恳切，底下是卸下了一块压了许久的石头——他终于确信，这位郭公，真不是来算旧账的。
将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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