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3章 判若两人的变化
第603章 判若两人的变化 (第2/3页)
绝境之中的生死煎熬，让李适彻底丧失了抗争的勇气，对平叛复国、肃清藩镇彻底失去信心。叛乱最危急之时，眼见长安沦陷、叛军势大、四方藩镇坐观成败，无人勤王护驾，深陷绝望的李适甚至生出彻底放弃关中的念头，一度决意放弃京师、远逃成都避难，效仿玄宗避乱蜀地，彻底逃避眼前的乱局。
彼时若非名将李晟慷慨进言、力挽狂澜，坚定向其陈述平叛大势、誓死效忠护主，再加上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据守要道、忠心勤王、恳切劝阻，极力挽留圣驾、稳固军心民心，李适大概率会弃长安于不顾、远遁巴蜀。
这一次极致的挫折与溃败，彻底暴露了李适锐气易折、抗压性极差、遇挫即颓的致命性格缺陷。经此一役，他对藩镇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逆转，从锐意进取、强硬征伐转为畏战避祸、姑息纵容。建中数年辛苦经营、好不容易形成的削藩大好局势、来之不易的中兴机遇，就此彻底葬送、转瞬归零。大唐彻底失去了根治藩镇乱象的最佳窗口期，各地藩镇割据专横、肆意妄为的局面彻底固化，积重难返、终唐之世再无挽回之机。
相较于对外对藩政策的崩塌，对内对待宦官的态度逆转，更是贻害中晚唐百年的致命恶果。李适即位之初，深恨代宗朝宦官乱政、贪赃枉法、祸乱朝纲，故而严斥宦寺、打压宦权、严禁宦官干政，是初唐肃清朝廷的一大善政。
但泾师之变、长安大乱的逃亡经历，彻底颠覆了他对文臣武将与宦官的认知。叛军攻破长安、宫城陷落之际，那些平日里受朝廷厚禄、身居高位、手握兵权的禁军大将、文武朝臣，在危难来临之时尽数溃散逃逸、各自保命，无一人集结兵马保卫宫室、护佑帝王。
国难当头、社稷倾覆之际，满朝文武皆不可依、数万禁军无人可用。唯独李适身为太子时便随侍左右的窦文场、霍仙鸣两名宦官，不离不弃、誓死追随，率领百余名贴身宦官护佑着仓皇出逃的帝王，一路护卫左右、不离不弃、患难与共。
文武百官的临阵倒戈、禁军将士的四散奔逃，与宦官群体的忠贞护主、生死相随，形成了极致鲜明的对比。巨大的心理落差深深刺激了历经绝境的李适，让他彻底颠覆了过往的认知。在他眼中，饱读诗书的文臣、手握重兵的武将皆不可信，唯有朝夕相伴、依附皇权、无兵无地的宦官，才是唯一可以托付性命、绝对忠心的亲信。
自此，李适彻底摒弃即位之初疏斥宦官、打压宦权的国策，开始毫无底线地宠信宦官、授予重权，一步步将王朝命脉交予宦寺之手。
兴元元年（784年），李适历经磨难重返长安、光复京师，仅仅复位三个月，便开启了宦官掌兵的黑暗先河。他下诏将中央核心精锐神策军拆分划为左右两厢，打破武将统军的传统规制，任命宦官执掌禁军兵权，由宦官王希迁、窦文场、霍仙鸣等人出任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全权监督、统领核心禁军。
神策军本是大唐中后期最精锐、最核心的中央机动武装，战力远超传统羽林军、龙武军，驻守京畿四周、拱卫宫城、节制天下，是维系中央皇权的核心武力支柱。自此，这支王朝最强禁军的控制权，开始落入宦官手中。
贞元二年（786年），李适再度扩编神策军，将左右两厢正式升格为左、右神策军，建制规格全面提升，依旧委任窦文场等心腹宦官担任监军，冠以“监勾当左右神策军”的正式名号，宦官统军从临时举措变为常态化制度，宦权兵权深度绑定。
贞元十二年（796年），德宗进一步完善宦官掌兵制度，特设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两大最高军职，由窦文场、霍仙鸣两大宠宦直接就任。这一职位凌驾于神策军大将军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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