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3、亚历山大二世正在等待米哈伊尔的意见与上海仁济医院
563、亚历山大二世正在等待米哈伊尔的意见与上海仁济医院 (第3/3页)
詹纳在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法，1798年发表论文。很快，牛痘法传到世界各地。到了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亚历山大·皮尔逊在澳门、广州开始为中国人接种牛痘，并培养中国助手。这是中国牛痘接种的开端，并且逐渐推广到中国的各个地区。
当然了，除了善心以外，这也是传教的一种方式，从医院开办起，就有当地的新教徒帮助给病人口头的医嘱，也散发一些圣经经文和小册子。
目前仁济医院主要靠各界捐助，至於魏林及其家人生活，则仅靠教会的微薄薪金维持。
除此之外，仁济医院还大办慈善事业。不仅看病免费，病人没饭吃，医院还发给伙食费。雒魏林自传载：1852年初，医院周围，饥民云集，雒魏林因行医免费，所以没有赈灾能力，便去租界区向洋商募捐，讨来钱便去买米煮饭，向饥民「施粥」，一连施舍9个星期。
只不过这也是少数情况下才有，毕竟像他们这样纯支出的单位，能够从各方募集一定的资金就已经很不错了，大笔花钱大笔支出还是想太多了。
但令雒魏林感到格外兴奋的是，就在最近这段时间，他们的医院收到了来自那位米哈伊尔先生的大笔赞助，而且并不只是现在有，後面还会一直有。
不过这位米哈伊尔先生也有他的要求，他希望仁济医院能够多培养一些中国本地的医生，虽然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大金主都这样要求了，那肯定得狠狠照办了！
魏林暗暗兴奋和感慨的同时，自然也是向米哈伊尔介绍了他所开办的仁济医院的历史，还颇为自豪地向米哈伊尔说明了他们目前已经在上海发展出了多少多少基督徒。
事实上，米哈伊尔对於仁济医院的了解或许还要比魏林更多一些，但那都是後面的事情了。
就像米哈伊尔还知道雒魏林接下来还将在1862年於北京开办一所医院，而这所医院就是後来北京着名的协和医院的前身。
至於魏林颇为自豪地向米哈伊尔介绍他们目前已经在上海发展出了多少多少基督徒这种行为，米哈伊尔只是微微笑了笑，并未进行过多的评价。
毕竟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在中国，基督徒的出现以及数量也绝对要比大多数人想的要更早且更多。
比如忽必烈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就是位基督徒，郑芝龙同样是一位基督徒。
但最为抽象的还要属明朝末代太子一家了，简单来说，当时南明朝廷为了获取西方军事援助，皇室成员便集体皈依天主教，而朱慈煊是指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的第三子，出生时便受洗，取教名「当定」（即君士坦丁Constantine），永历五年被册立为皇太子。
朱慈煊的教名寄托了永历帝效仿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将天主教立为国教、藉助西方力量复国的政治期望。只不过在永历十六年（1662年），朱慈煊随父被吴三桂俘获并处死，年仅14岁，其死亡标志着南明最後一位太子彻底陨落，也让南明借天主教复国的计划彻底破灭。
只能说有时候还是不要太高估封建统治阶层部分成员的节操，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是真什麽都干得出来的————
哪怕是到了後世，即2018年，官方显示中国有基督教徒3800万，宗教教职人员5.7万人。但这个数据只包含在基督教协会登记在册的，大量农村、城市社区的地下教会并没有计算在内。
而据华盛顿邮报引据的世界基督教资料库认为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达到1.17亿，这个数字又明显过大，把那些偶尔去教堂转转的大学生都纳入了进去。真实的数字应该在2者之间，7到8000万，接近1亿，与人口的比例也在5%—6%之间。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与德国总人口相当。
然而，这其中80%为农村教徒。
至於为什麽农村会有如此庞大的比例，那就最好还是不要细究了。
一无所有的人，总归还是要有所寄托的————
米哈伊尔在上海安排一些慈善活动的同时，也终於是等到了某个人到来————